导语：2020年12月，一场OpenAI全员视频会议的最后几分钟，七名核心成员被同时移出会议，邮箱、Slack权限被撤销，笔记本电脑被远程锁死。五年后，这批人创立的Anthropic正与OpenAI并驾齐驱冲向AGI。据《大西洋月刊》记者Kevin Roose历时数年、采访逾150名相关人士后披露，这场决裂可追溯至2017年的“Countries Plan”及此后数年的猜疑、争吵与背叛感。
26页论文与“规模信仰”
2016年，Dario Amodei从谷歌离职加入OpenAI。他戴圆框眼镜，顶着一头棕色卷发，紧张或思考时习惯用手指绕着发卷转。同事们说他是“天才，但固执”。
他表达观点的方式是写长文。2017年，他写下26页内部文章《计算大团》（Big Blob of Compute），提出机器智能本质上是规模的函数——模型越大，越聪明。这一判断把OpenAI研究方向推向大语言模型，并为GPT-2、GPT-3奠定基础。其团队还提出缩放定律，并开创RLHF。
但Amodei越来越确信，自己不会留下来开发GPT-4。
“Countries Plan”：寒心的起点
Amodei对公司领导层失去信心。他认为Sam Altman是“两面派的操纵者”，总裁Greg Brockman“贪恋权力且不计后果”。他反感OpenAI商业化，认为这背离了“不受产生财务回报需求限制”的初衷。更让他反感的，是内部派系斗争。
一位曾与Amodei交流的人士透露，他当时认为OpenAI就是“一场闹剧”，由“缺乏诚信的人掌管”。这位人士称：“每天都有新的危机，如果Dario不发一顿绝对的脾气，Sam在24小时内就会做出新的疯狂举动。”
导火索在2017年埋下。当时马斯克正撤出OpenAI，公司急需资金。据五位知情人士透露，Brockman和Ilya Sutskever构思了“国家计划”（Countries Plan）：在包括美国及其他大国政府之间举行拍卖，出售OpenAI未来AGI技术的权利。其逻辑是：AGI具有极强国家安全意义，迟早会被政府从私营企业手中夺走，既然早晚要交出去，不如现在卖掉换取发展资金。
“这听起来就像科技人士在推销一个疯狂的初创公司，他们有一个古怪的计划，最后一步竟然是：我们会让政府来买单。”一位听过该计划陈述的人士回忆。
Amodei惊呆了。他认为向政府兜售AGI与OpenAI使命背道而驰。2017年12月，他给Brockman、Sutskever及其他高管写邮件，措辞直接：“在我看来，这项计划非但不能减少，反而会加剧军备竞赛，有可能引发人权暴行……并会破坏OpenAI的道德合法性。”他坚持，OpenAI应该为“造福人类”而优化。
OpenAI发言人后来对《大西洋月刊》表示，公司“曾短暂考虑过是否将OpenAI转变为一个国际合作项目”，但“从未考虑过向任何国家出售AGI”。该方案最终因微软入局而搁置。但Dario没有忘记。
信任耗尽：名单、收购条款与侃爷事件
随后两年，裂痕扩大。Amodei开始记录他认为被Altman误导的时刻。比如GPT-3私人内测期间，Amodei向Altman索要获批客户名单，Altman发给他一份；但Amodei随后声称发现了另一份更长的名单，而Altman只字未提。
再比如，在与微软谈判10亿美元投资时，Amodei极力要求保留OpenAI章程中的“合并与协助条款”——即如果出现更安全的AGI项目，OpenAI应停止竞争并协助对方。他坚持微软无权否决OpenAI未来可能的被收购。Altman告诉他，微软不同意。但Amodei坚信，Altman为急于达成交易而让步，然后对他撒谎。
2020年，Altman会见说唱歌手Kanye West，并提议让他参与GPT-3内测。当时Kanye刚发布疑似对着格莱美奖杯小便的视频，精神状态极不稳定。政策总监Jack Clark最终出面扼杀了这个危险想法。
这些事单独看也许不足以让人辞职。但在Amodei脑海中，它们拼凑出一个结论：绝不能把AGI这样强大的技术，交到这样的人手里。
“毛绒玩具顾问团”与安全派小圈子
Amodei的妹妹Daniela Amodei也对OpenAI感到厌倦。作为一名曾在政界工作、高情商的管理者，Daniela成为哥哥技术狂热的补充。但随着她接管更多技术团队，她与管理层的冲突日益增加。
有趣的是，Daniela有一套独特的冲突处理机制——毛绒玩具顾问团。她和董事会成员Holden Karnofsky收集了大量毛绒玩具，并为它们分配角色：Jinji是一只懒惰的猫，鼓励她取消会议、少干活；粉红熊Maura是一个注重细节的A型管理者；熊猫Beary Bonds则是“慷慨和同理心的守护熊”。她用这种半开玩笑的方式进行管理角色扮演。
到了2020年，Amodei兄妹开始在OpenAI内部建立自己的核心圈子。他们建立私密Slack频道，满口都是非技术人员听不懂的“安全黑话”。前同事回忆：“Dario当时有个习惯，就是直接说：我们必须做X；这是道德上正确的事情。这就像是赢得任何争论的捷径——‘因为安全’。这让非安全团队非常恼火。”
2019年，Amodei一度想放弃，甚至考虑跳槽DeepMind。但负责缩放定律研究的物理学教授Jared Kaplan提出了一个更具颠覆性的想法：既然理念不合，为什么不带上所有注重安全的人，自己开家公司？
BATNA频道与“离婚”谈判
2020年，GPT-3发布的同一年，Amodei凑齐了7名联合创始人。在彻底摊牌前，Amodei向Altman提出一系列留任条件，包括给予安全团队对新产品发布的“一票否决权”。他知道这多半会被拒绝，只希望借此逼迫Altman妥协。
谈判期间，这7个人建立了一个名为“BATNA”的秘密Slack频道——这是一个商学院术语，意为“谈判协议的最佳替代方案”，随时准备走人。
当确认Altman不会满足要求后，“BATNA”团队聘请律师，开始谈判被称为“离婚”的条件。双方达成协议：离职团队可以在几周内挖走想要的员工，换取此后一年内的不挖角承诺；可以带走部分内部研究文件；双方签署互不贬低协议，绝不在公开场合说对方坏话。
屏幕骤黑：七人同时离场
2020年12月，决定命运的OpenAI全员线上会议召开。Altman像往常一样开场，通报研究进展。随后，他把发言权交给了Amodei。
Amodei平静地宣布，他和另外6名领导层将辞职，成立一家专注于安全的AI组织。会议聊天窗口瞬间被震惊的表情符号和感叹号淹没。大家都在猜测：谁来训练GPT-4？谁是我的新经理？
在满屏的错愕中，Jack Clark在聊天框里敲下了最后一句话：“我爱你们所有人。（I love you all.）”紧接着，一瞬间，这7个人的屏幕全部黑了。
OpenAI直接将他们踢出了会议，撤销了电子邮件和Slack权限，并远程锁死了他们的笔记本电脑。
几个小时后，这批新失业的创始人召开了第一次视频会议。没有电脑、没有GPU、没有数据，甚至公司域名还没定好（原本想叫Sparrow Systems，最后改成了Anthropic）。但他们在屏幕前举杯庆祝，笑得比过去几个月都开心。他们自由了。
万亿估值与无法停止的怨恨
五年过去，现实与初衷开了一个巨大的玩笑。在2021年Amodei撰写的成立愿景中，他设想的是一家大约50人的小型AI安全研究实验室，并预测构建AGI只需约100亿美元。
2023年夏天，这里还像个繁荣的邪教总部或大学植物实验室。160名痴迷于安全的员工挤在一起吃纯素三明治，用Liquid Death的空罐子堆起高高的王座。
但到了2025年冬天，Anthropic已经变成了一个指挥中心。员工膨胀到数千人，搬进了安保森严的高层建筑。入口处站着十几个魁梧的保镖，训练新版Claude的楼层甚至对内部员工都要求特殊权限。
Amodei成了乘坐包机、有保镖簇拥的科技巨头。他曾经低调内敛，如今却要管理一家史上增长最快的资本巨兽，正冲刺着万亿估值的IPO。
Daniela Amodei将这一切称为“成功的灾难”：“在每一个维度上都充满压力。这让人害怕，因为我们随时可能失去它。这仅仅是商业方面。然后是我们的使命，我们在想，我们会不会意外地让事情变得更糟？比如，我们以为自己弄懂了所有关于安全的事情，但真的懂了吗？”
唯一没有改变的，是他们与OpenAI的死敌关系。据熟悉他们的人透露，Dario和Daniela依然鄙视Altman和Brockman。在Anthropic内部的Slack群里，Dario甚至直言Altman和OpenAI是“邪恶（evil）”的，以至于在2023年OpenAI董事会政变期间，公关高管甚至要求他删除这条消息，怕被泄露。
而在OpenAI这边，员工们私下将Amodei兄妹描述为“渴望权力的美德信号发送者”，指责他们虚伪——表面上警告AI风险，私下里却在加速这场竞赛。
这成了硅谷当下最深刻的黑色幽默：这两拨人都在倾尽算力，训练AI模型要保持善良、同理心与克制；但作为创造者的人类，却始终无法放下对彼此的深仇大恨。